1955年2月8日配资门户，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还带着寒气。医生拿着片子低声提醒：“情况不妙，恶性程度高，得马上手术。”凯丰沉默片刻，只回了句：“明白了。”这一句，像是他惯常的简洁作风。
诊断书刚送到病房，隔壁电话就已经连进中南海。中央很快作出决定：不惜一切代价救治。周恩来亲自批示转送华东军区总医院，同时把病情报告呈交给毛主席。
毛主席正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批阅文件。秘书报完凯丰的情况，他放下铅笔，思索几秒，交代：“第一条，抓紧治疗；第二条，转告他，旧账别放心上，该养病就养病。”语气平缓，却透出关切。
听到这话，凯丰眼圈发红，又没多说，点头算是回应。护士事后回忆，他只是叹了口气：“主席总是替人着想。”14个字，半分感慨半分愧疚。
从病房的窗子往外看，北平的冬天依旧干冷。可回忆里跳出来的，却是1935年遵义的潮湿山城。那年一月的夜里，凯丰对毛主席说过一句冲得有些过火的话：“你不过是按《孙子兵法》打仗。”吵得不欢而散，谁也想不到二十年后还会被当作笑谈。
再往前拨六年，他只是一位江西萍乡来的青年，英文名“Zhang Yong”写在入团表上。博古赏识，把他介绍进共产党。1932年他到中央苏区，兼任少共中央局书记，忙着办报、编教材、拉师资，主意倒是多，脾气也倔。
红军长征开始时，他被派到红九军团。湘江一战，败多胜少，他急了，揣着厚厚的笔记本敲开的门：“得让博古主持全局。”聂荣臻没点头。遵义会议上，凯丰坚持替博古辩护，结果“三人团”被否，毛主席进入核心指挥。
可转折来得很快。乌江、娄山关、四渡赤水，毛主席的调动节奏干净利落。凯丰不是军人，却看出了门道，自嘲一句“我犯迷糊了”，态度悄然转变。延安窑洞里，他成了宣传骨干，连夜起草《文化界抗战宣言》，写得热血。
1943年年底，听说毛主席要过五十岁生日，他写信提议办场小型祝寿会。毛主席回条短笺：“目前困难多，不宜扬声动众。”落款“泽东”两字端正。庆祝计划就此作罢，他却没闹情绪，暗叹领袖胸怀。
抗战胜利后，凯丰北上辽沈，主持《东北日报》。版式、字号、标题，他事无巨细。报纸创刊周年，他请毛主席题签。毛主席很爽快，写下“东北日报”四个隶书大字，还附言问他的肝胃：“劳逸结合，别硬撑。”
1953年春，他调回中央宣传部，任务繁杂。偏偏身体警报频频响起：胃痛、乏力、低烧，谁也没当回事。两年之后，癌症确诊，真相戳破所有侥幸。
通知下达当天，他仍抓着宣传部例会稿不撒手。老同事李鑫劝他先住院，他摇头：“文件不走，哪能走？”言毕才被人半推半拖进救护车。那天夜里，北京城飘起小雪，天色灰白。
住院期间，毛主席托人捎去两句话：一是安心看病，二是旧事成烟云。短短数语，却让凯丰再难入眠。灯光昏黄，他回想自己当年的锋芒，苦笑：“倒是主席想得开，我小肚鸡肠了。”
手术进行到第三小时，主刀医生走出手术室摇头。癌细胞扩散，切除无望。快讯传回中南海，毛主席沉默良久，低声道：“尽力而为吧。”随后批示调专家、送特药，能想到的办法全上。
3月23日凌晨，凯丰抢救无效，与世长辞。年仅四十有九，正值用人之际，噩耗让不少同志落泪。邓小平主持追悼会，花圈上那行鎏金字格外醒目：“战友凯丰同志千古。”会场肃穆，没有哀乐，只有脚步声。
同年夏天，毛主席在广州谈话时忽然提起：“当年凯丰说我用《三国演义》《孙子兵法》，其实那也是调侃。”有人笑了，他自己也笑。笑声里听不出芥蒂，只有念旧。
多年后，遵义会议陈列馆开幕，讲解员常把“懂什么马列主义”那段趣事当作插曲。参观者听完往往唏嘘：一句戏言，两个人却用二十年时间去消化、去体谅，这份气度弥足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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